數字貨幣:貨幣職能、貨幣權力與數字貨幣的未來

2019年9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活動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國人民銀行已從2014年開始研究數字貨幣，發展數字貨幣和電子支付的目標是替代一部分現金，會考慮使用區塊鏈技術。數字貨幣為何產生？當前數字貨幣面臨怎樣的挑戰，發展前景又如何？央行又為何要發展數字貨幣？本文從貨幣職能、貨幣信用、貨幣權力以及貨幣國際競爭等角度出發對這些問題進行較為深入地探討。

一、貨幣職能與數字貨幣的產生

貨幣存在的意義在于滿足現實中有摩擦的商品經濟順暢流通的需要，而這種需要的滿足是以貨幣發揮特定的職能為基礎。貨幣的職能包括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貯藏手段和世界貨幣五個方面。其中，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貨幣的兩項基本職能，是貨幣具有生命力的內生性前提條件。而支付手段、貯藏手段和世界貨幣這三種職能是貨幣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派生職能。另外，任何一種貨幣的生命力或貨幣的形態需要與其存在時期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

從滿足人類交易便利性的角度來看，數字貨幣的產生具有必然性，這是由貨幣形式演變的主要矛盾決定的。從實現貨幣職能的角度來看，人類技術進步促使貨幣帶來交易便利性的不斷提高，使數字貨幣的產生具有必然性和可行性。但是，數字貨幣的出現不會影響和改變貨幣職能。

數字貨幣職能能否順利地全面實現基本職能是數字貨幣成為完全意義貨幣的關鍵，而關于數字貨幣職能的全面實現，最重要的條件就是數字貨幣具有可靠的信用，能夠得到使用群體的普遍信任。相對于流通手段職能或者是派生的支付手段職能，數字貨幣的價值尺度職能對貨幣信用要求更高。因此，數字貨幣更容易體現為一種交易貨幣或支付貨幣，而不是計價貨幣。數字貨幣對支付體系的革命性沖擊要遠遠高于對計價體系的影響。

從目前來看，數字貨幣僅通過使用交易網絡性的空間擴展，而使數字貨幣從支付手段或流通手段職能上升到價值尺度職能的實現依然缺乏根本層面的推動力。在貨幣的支付體系或交易媒介層面，數字貨幣能夠得到較為充分的發展。但是，當前各種商品和服務仍是使用各國的法定貨幣進行標價，在一定時期內很難看到大多數商品會脫離法定貨幣的計價媒介而獨立地進行數字貨幣標價。

俄羅斯法院未能就加密貨幣是否屬于財產達成一致:金色財經報道，對于比特幣和其他加密貨幣是否應被視為財產，俄羅斯法院做出了相互矛盾的裁決。6月30日，圣彼得堡地區法院以數字資產不是資產為由，駁回了一名比特幣失竊案的受害者要求賠償比特幣的請求，同時判決竊賊必須償還受害人的被盜現金500萬盧布。法庭新聞稿稱，根據俄羅斯民法典，加密貨幣沒有法律地位，因此就刑事案件而言，不能被視為財產。俄羅斯稅務顧問商會副會長Mikhail Uspenskiy認為這一立場存在嚴重錯誤。他指出，此前俄羅斯法院曾將加密貨幣視為一種財產形式。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家俄羅斯法院拒絕承認ICO投資者在使用在線投資平臺ICOadm.in后的加密損失。莫斯科一家上訴法院支持最初的裁決，但確實將加密貨幣定義為“其他類型的財產”。[2020/7/4]

當前，數字貨幣已經發展到了第三個階段。對于第一階段的比特幣，幣值不穩定并缺乏信用支持，嚴重影響了它價值尺度職能的發揮。第二階段穩定代幣類的數字貨幣主要是以中心化資產為依托或抵押，貨幣幣值相對穩定。為實現價值尺度職能，穩定代幣數字貨幣的信用是建立在其它資產或主權貨幣基礎之上的，但由于使用范圍有限，所產生的影響力亦十分有限。第三階段中央銀行發行的法定數字貨幣，由于與法定數字貨幣是價值等價的關系，并能夠得到主權國家的支持，所以，法定數字貨幣具備能夠體現出價值尺度職能的基礎和條件。

現有的數字貨幣能否廣泛地獨立承擔起價值尺度的職能將成為數字貨幣發展過程中面臨的重要挑戰。

數字貨幣與電子支付都是信息技術發展的產物，兩者相輔相成，雖然其區別在日常生活的運用中表現并不明顯，但實際上二者存在本質區別。從二者的內涵來看，電子支付是借助移動通信設備，運用無線通信技術實現貨幣價值轉移的一種支付途徑，是與貨幣形態數字化發展相適應的，本身并不是貨幣。而數字貨幣的出現是貨幣存在形態的革命性變革，實現了貨幣由“實體”向“數字”的轉化，是對現有貨幣的替代。從二者的價值來看，雖然二者應用的結果都是完成交易職能，但是電子支付所轉移的財富是建立在支付主體所擁有的金融賬戶基礎上，即電子支付是“非獨立的”，一旦電子支付脫離了金融賬戶，其自身毫無意義。而法定數字貨幣依靠國家信用，可以獨立地擁有流通手段等職能，在一國經濟運行中自由流通，直接構成經濟參與主體的財富。從貨幣供給角度來看，電子支付實現的貨幣轉移數量受到支付主體自身擁有的貨幣數量限制，電子支付雖然會通過影響貨幣乘數來間接地影響貨幣供給，但是并不會直接影響貨幣供應量。而法定數字貨幣的供給受到國家的直接控制，國家可以根據經濟運行狀況適時調整法定數字貨幣的供應量。從貨幣主權的角度來看，電子支付作為一種支付途徑，并不會影響國家對貨幣的主權。而數字貨幣中的法定數字貨幣明顯體現出貨幣主權的特征，私人數字貨幣的推廣也可能會威脅到一國的貨幣主權。

聲音 | 李啟威：BTC、ETH和LTC是加密貨幣中的領頭羊:萊特幣創始人李啟威在其社交媒體表示，BTC、ETH和LTC是加密貨幣中的“領頭羊”。它們是唯一可在每個主要交易所交易且可以存儲在每個硬件錢包的加密貨幣。而輕松購買及安全存儲其他加密貨幣是一件難事。[2018/10/26]

二、貨幣信用與數字貨幣的主權屬性

貨幣是一種交易媒介，任何的交易媒介都有其適用范圍。總的來說，根據適用范圍的大小，貨幣可以劃分為社區貨幣、國家貨幣、國際貨幣和世界貨幣這四個層面。無論是哪種層面的貨幣，只要它自身沒有價值，就需要外部的約束維持其交易媒介的地位來支撐其信用，這是它們的共同點。但是，這幾種層面貨幣的信用實現又具有不同點。層面越高的貨幣，其信用的實現條件和支撐基礎會更加復雜，且這四種層面的貨幣之間不是相互獨立的，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從低層面向高層面演進。

信用貨幣具有主權屬性。首先，信用貨幣主要是由一國政府的信用作為支撐的。信用貨幣本身只是一種價值符號，其能夠穩定、長久地發揮貨幣的各種職能依靠的就是政府的信用背書，而政府的信用又來自于對國家主權的控制，因此信用貨幣生來就具有主權傾向。其次，信用貨幣是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信用貨幣在經濟領域具有的重要作用決定了其是各國主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因為信用貨幣的主權屬性，所以超主權貨幣的實現需要更為復雜的條件。

數字貨幣的主權屬性如何呢？第一，對于社區貨幣層面的數字貨幣來說，它們的信用是建立在區塊鏈，加密算法等技術基礎上，或是以中心化資產為依托而形成的。這些數字貨幣沒有體現出主權屬性，因此，它們也被稱作非主權貨幣；第二，對于更高的國家層面數字貨幣來說，如中央銀行法定數字貨幣，它們是完全依靠國家主權以法定貨幣為基礎來實現的貨幣信用。所以，國家貨幣層面的數字貨幣體現出鮮明的主權屬性；第三，對于國際層面的數字貨幣來說，雖然盯住主權國家貨幣的法定數字貨幣的國際化也能實現其跨國流通和支付，但就其性質而言依然是主權法定數字貨幣。另外，雖然Libra具有超主權性，但它屬于私人數字貨幣，不具有主權屬性。

公告 | 加密貨幣交易所Zaif表示暫停COMSA在日本的活動:加密貨幣交易所Zaif的日本Techbureau今日發表該公司ICO平臺的“COMSA”白皮書中描述了項目進展情況，并指出在日本進行ICO是有困難的。該公司指出目前根據ICO發行的Token的法律定位以及整個行業的自愿性法規都是業界內討論的焦點，這種討論對于適當的業務發展是必要的，據官方表示：“COMSA在日本的公關和營銷也將暫時保留，正在設立的ICO評議會的活動也暫停。”[2018/8/6]

法定數字貨幣具有實現“可信用”的先天優勢。當前數字貨幣可以基于區塊鏈技術和加密技術成為一種“可信任”貨幣。“信任”是和支付的實現有關，即用其可以實現貨幣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職能。但是，貨幣“可信用”的程度是其實現貯藏職能，以及該貨幣被廣泛接受和持有的前提條件。數字貨幣能否成為一種“可信用”貨幣，即貨幣信用程度非常高，對其負債很難出現違約以及規范發行的貨幣？這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和幣值穩定有關，二是和貨幣的發行量有關。建立在國家主權基礎上、具有一定規則和法律基礎的法定數字貨幣可以較為容易解決數字貨幣“可信用”這個問題。雖然法定數字貨幣也存在貨幣超發的風險，但是政府相比經濟組織或社會機構更能夠讓人信服。

三、貨幣權力與法定數字貨幣時代的開啟

“貨幣”作為經濟中一個重要成分，也不可避免地與掛鉤，成為一種具有意味的“權力工具”。這種貨幣權力首先表現在一國之內的貨幣發行權。貨幣發行權是任何政府都要爭取的權力，因為貨幣發行權的背后是“主權”。伴隨著全球各國經濟聯系的日益緊密，貨幣權力的范圍也在擴大。貨幣權力已經不僅局限于一國之內，而是擴展到全球經濟體。

數字貨幣的產生是對原有貨幣權力的一種挑戰。現有的以去中心化為特點的數字貨幣一旦推行開來，將導致政府對國內經濟控制權的下降，政府貨幣政策的效用減弱，也無法再征收鑄幣稅。因此，主權國家不會讓社區數字貨幣有廣闊的發展空間。而法定數字貨幣是對原有貨幣權力的鞏固。所以，法定數字貨幣的實質就是通過區塊鏈等技術實現主權貨幣高度的數字化和智能化，以更高效率進行資源配置。正是由于私人數字貨幣不符合貨幣一致同意規則，所以難以取代滿足一致同意規則的法定貨幣，雖然社區層面的數字貨幣對原有貨幣權力具有一定的挑戰，但卻不可能成功。

莫斯科交易所成為第一個加密貨幣交易平臺:星期四，俄羅斯財政部公布了一項草案，根據這一項草案，安全性令牌和加密貨幣能夠和其他類型的安全性令牌和加密貨幣進行交換，交易者可以通過這些有外匯交易經紀資質認可的數字金融資產交易平臺或是其他交易組織者作為媒介，使用盧布或是其他貨幣購買這些加密貨幣。 （新浪）[2018/1/28]

國家層面的數字貨幣是以國家主權為基礎，必然可以具有強大的貨幣權力。國際層面數字貨幣是超越主權國家的約束與限制的，為超主權貨幣的設計提供了新思路，但也極大地威脅了在國際貨幣格局中擁有重要地位的國家的利益。因此，沒有主權基礎的Libra的問世之路將會非常艱辛，而具有主權基礎的法定數字貨幣的出現必將引發一輪主權國家之間數字貨幣的競爭。

對于數字貨幣來說，在幣值穩定、信用載體和供給的非中心化三者之間，最多只能實現兩者，即數字貨幣的“不可能三角形”。數字貨幣要想維持幣值的穩定，必須要與某種實物資產掛鉤，或者盯住某國或一籃子貨幣，或者擁有強大的信用背書。如果數字貨幣在供給的形成過程中實現非中心化，那么它將很難具有信用載體，也沒有其它方式實現數字貨幣幣值的穩定。

從貨幣權力的角度來看，對于社區層面的數字貨幣來說，其供給形式可以是中心化或者非中心化的。但是，對于高于社區層面的國家層面和國際層面數字貨幣來說，其供給形式一定是中心化的，即需要一定的機構或組織來完成。其根本原因在于，社區層面的數字貨幣并沒有涉及到貨幣的主權屬性，還沒有涉及到貨幣權力的問題。但是，國家層面和國際層面的數字貨幣，要么是以國家主權為基礎，要么受到國家主權的約束與競爭。因為國家層面和國際層面的數字貨幣具有強大的貨幣權力。

從供給非中心化的數字貨幣發展趨勢來看，以比特幣為代表的發行非中心化的數字貨幣，其供應量、增長率由預先設定的程序決定，缺乏彈性，無法與現實經濟中人們的交易需求相適應，會引起現實經濟中商品價格的波動。而且，供給非中心化的數字貨幣供給一定是非彈性或者有限的。從歷史的角度看，在人類生產力高速發展、商品日益豐富的背景下，這種缺乏供給彈性的貨幣無法滿足現實的交易需要。因此，供給有限去中心化的數字貨幣也必然無法滿足人類的發展需要。同時，由于缺乏中心化的組織和機構，供給可以增長的去中心化數字貨幣也是很難實現的。

印度稅務當局向上萬名數字貨幣交易者發布征稅通知:據CCN，印度稅務部門已經通過全國的數字貨幣交易所，向該國數字貨幣交易者下發征稅通知。據媒體此前報道，在過去17個月中，印度在比特幣、以太幣和瑞波幣等數字貨幣的交易量高達35億美元。[2018/1/22]

未來的國家和國際層面數字貨幣的供給形式一定是中心化的，數字貨幣的供應量也是具有彈性的。即使是發行中心化的穩定幣，由于其具有的貨幣權力無法超越主權國家的法定數字貨幣，在發展規模和影響效應上都會遠低于法定數字貨幣。只有在發行上具有中心化的法定數字貨幣，一方面具有信用度高、監管嚴格、接受性廣、在使用過程中可以實現交易的非中心化等優點；另一方面可以根據對宏觀經濟的運行和貨幣運行狀況的把握，有效調節法定數字貨幣的供給規模，并依舊為政府宏觀調控提供政策工具。同樣，國際層面數字貨幣供給形式也一定是由特定組織或機構來完成的，其發行的供給形式也是中心化的。

國家層面的法定數字貨幣將在未來數字貨幣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其主要原因是，主權國家是不會輕易放棄或由其它數字貨幣來侵占其貨幣權力的，而且通過法定數字貨幣是可以較為容易繼續保持其貨幣權力的。社區貨幣層面的數字貨幣可以在法定數字貨幣的主導下去自由發展，但前提是不可挑戰法定數字貨幣的貨幣權力。國際貨幣層面的數字貨幣也必將受到主權國家的限制或者反對，具有法定化的宿命，并受到來自法定數字貨幣的競爭。

既然法定數字貨幣供給形式具有中心化，那么，法定數字貨幣發行和監管上的中心化與技術和支付上的去中心化也必然會并存。數字貨幣產生的經濟基礎就是數字經濟。那么，數字經濟能脫離實體經濟而存在嗎？不能。因為無論何種數字經濟都要建立在實體公司或法人機構基礎上來運行，而對任何法人機構或公司企業的法律監管主體依然來自主權國家。因此，對以數字經濟為基礎的數字貨幣的監管具有完全的可行性，而最有效的監管必然來自發行機構。這也是數字貨幣供給中心化存在的又一重要意義。因此，法定數字貨幣的“去中心化”只是存在于技術層面和支付交易等流通過程上，法定數字貨幣具有中心化的發行和監管一定會與其“去中心化”的特征并行。

四、貨幣競爭與數字貨幣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沖擊

法定數字貨幣不僅將在數字貨幣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還會成為主權國家維護貨幣權力的重要方式。這很容易引起主要國家通過法定數字貨幣這種新型貨幣形態在國際金融話語權上產生新型的國際貨幣競爭。貨幣是金融的載體，一國的國際貨幣權力又直接影響著一國的國際金融話語權。誰能率先發展好法定數字貨幣，誰就更有可能在未來的國際金融領域擁有更強的話語權。世界主要國家已經意識到數字貨幣的重要性，而數字貨幣的法定化宿命也決定了將以法定數字貨幣為特征的新型國際貨幣競爭即將拉開序幕。

以數字貨幣為特征的新國際貨幣競爭是不同主權國家在法定數字貨幣影響力和勢力范圍的競爭。傳統的貨幣競爭關注匯率和利率，具體來說就是通過匯率的急劇波動擾亂別國的金融秩序，或者是競爭性貶值，刺激出口，獲取利益。而這次新國際貨幣競爭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算法程序。數字貨幣的核心就是其背后的算法程序，只有擁有一個效率高、安全性強的算法程序，才能實現數字貨幣的高效穩定運行，才能承受來自全球海量交易數據的沖擊，被世界各國廣泛使用；第二，協議規則。在信息技術領域，誰掌握標準、掌握規則，誰就掌握了這個領域的話語權。數字貨幣是建立在信息技術基礎之上的，因此率先制定全球流通的數字貨幣的設計標準和交易規則，并贏得世界大多數國家的認可是在數字貨幣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的重要因素；第三，幣值穩定性。幣值的穩定是其有效執行貨幣職能的基礎，它又與一國的經濟運行狀況、穩定性密切相關。所以，強大的綜合國力，尤其是經濟實力，是影響數字貨幣競爭的關鍵因素；第四，時間。率先推出數字貨幣并將其用于國際結算，將會在數字貨幣的國際競爭中獲取先發優勢，快速拓展本國數字貨幣的勢力范圍。

數字貨幣尚處于初期發展階段，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數字貨幣領域擁有絕對的主導權。當前在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下，世界各國成為美元風險的承擔者，并時刻面臨美國金融制裁的風險。世界各國希望打破美元的壟斷地位，塑造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數字貨幣給予各國重塑國際貨幣體系的機會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對國際貨幣權力的挑戰。數字貨幣基于信息技術，具有很好地跨時空性質，易于獲得，交易更為便利，因而滲透性更強。它不僅可以通過跨國投資等方式在政府、企業等組織層面進行滲透，而且還能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進行滲透。因此，數字貨幣可能會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同時沖擊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第二，數字貨幣的國際結算與支付體系及其規則制定權。當一國的法定數字貨幣出現并推廣后，與該國發生的經貿往來將會采用該國的數字貨幣進行結算。而在數字貨幣的結算過程中，也必然會將該國數字貨幣的架構協議、算法機制引入他國。因此，越早推出法定數字貨幣，就越有機會獲取規則制定權；

第三，國際金融和國際資本流動監管規則。數字貨幣擁有全新的載體和流通形式，在國際交易結算的監管中，可以通過在算法中加入監管標識等方式，實現對資金流通的來源去向、交易時間等信息的實時監管，打擊國際洗錢等犯罪行為。

作者：馮永琦、劉韌  來源：《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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