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塊鏈:鄧建鵬：區塊鏈的法律監管必須更上

目前，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應用可劃分為三類場景，一是價值轉移類，如虛擬貨幣的創生及其在不同賬戶間的轉移；二是存證確權類，將信息記錄到區塊鏈上，如電子合同和版權確權；三是授權管理類，如利用智能合約控制數據訪問。此外，隨著應用需求的不斷升級，還存在多類型融合的場景。由于區塊鏈具有點對點、無國界、無主權及無特定法律責任承擔主體等特征，在帶來巨大便利的同時，亦帶來很多風險。當前，金融相關領域區塊鏈的應用最為集中，涉及區塊鏈的法律風險也主要發生在這個方面(在其他領域，區塊鏈更多是作為一種中性的技術，用以提升經濟效率，當前所涉及的法律風險較為有限)。

鄧建鵬：資產上鏈可能和當下的法律法規或者規范性文件相抵觸:火幣于10月27日~10月28日正式舉辦“無限未來——2020年區塊鏈大航海時代”行業峰會暨火幣集團七周年線上峰會。中央財經大學鄧建鵬教授在主題演講中表示，資產上鏈涉及登記、存證、確權、流轉和交易五大流程，這五個過程都可能會面臨各種各樣的監管和法律問題，在不同層面上，其有可能和當下的法律法規或者規范性文件相抵觸，所以我們在推動行業資產上鏈時需要特別小心其可能引發的法律風險和監管執法風險。[2020/10/28]

首先是涉及比特幣的相關法律風險。比特幣是區塊鏈的第一個成熟的、大規模的應用，目前其市值在1600億美元左右。在中國金融監管機構發布的部門規范中，以比特幣為代表的虛擬貨幣，其內涵或外延并無明文規定或者解釋說明，立法上存在漏洞與空白。其一，在具體司法實踐中，比特幣屬于法律上的財產，還是計算機信息，法院的認定存在差異。司法判決無法發揮指引作用，甚至發生同案異判等行為。其二，比特幣市場價格認定困難。當前國內理論上并無合法存在的虛擬貨幣交易平臺，缺乏合理的價格參照。比特幣價格波動劇烈，執法與司法人員對涉案比特幣價格難以出具權威判斷，容易出現因比特幣價格確定困難而定罪量刑存在偏差，有損司法權威。其三，管轄權與執法方面存在困難。比特幣這種基于通證類型(Token)的資產，與傳統賬戶類資產(如銀行存款)不同。比特幣可點對點發送，輕易規避單一主權國家的金融監管。近年來，暗網非法交易逐漸使用比特幣作為支付手段；一些犯罪嫌疑人利用比特幣作為洗錢的工具。由于比特幣具有準匿名性，致使監管與追蹤違法犯罪行為較為困難。針對涉及比特幣的跨境網絡違法犯罪，其司法管轄權有待立法進一步明確。

聲音 | 鄧建鵬：基于中國特殊優勢 中國完全有可能推出與Libra類似的體系:8月10日，證券日報刊發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鄧建鵬的文章《Libra的潛在風險與中國應對之策》，文章表示，針對Libra未來可能的風險與沖擊，筆者認為，中國應及時作出合理應對。如果中國能充分利用現有優勢，未來有可能把中國打造成世界領先的支付和數字貨幣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的金融基礎設施和生態場景。為此，以往的監管思維要適當調整，避免“一刀切”政策，轉向包容審慎。在國際上，現在已經有成熟的監管沙盒機制；在國內，自1978年以后則有非常成熟的試點機制。發行穩定幣，打通數字經濟，占據新經濟領域已是趨勢。參考英國監管沙盒與中國試點機制，監管機構授權某些互聯網企業，鼓勵其嘗試在限定的地理空間發幣，探索局部市場與風險防范等各種成熟經驗；探討穩定幣的對接與標準化機制；治理同步跟進，除反洗錢與外匯管制之外，還應關注諸如客戶隱私保護問題，穩定幣運行安全問題，個人數據權益保護的問題等。如果能夠通過上述穩定幣的發行試點，在設定時間內，由監管機構謹慎評估其風險，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再把它推向市場與全世界。筆者認為，基于中國特殊優勢，中國完全有可能推出與Libra類似的體系。[2019/8/10]

其次是ICO相關的法律風險。ICO英文詳稱“Initial　Coin　Offering”，意即首次代幣公開銷售。ICO是區塊鏈初創公司以發行初始數字代幣為項目融資的方式，也是區塊鏈技術在眾籌融資領域中的重要應用。雖然自2017年9月以來，中國境內全面禁止ICO融資。但是，由于ICO很難得到全面有效監管，存在很多暗箱操作甚至借此傳銷的違法犯罪行為。大量境外ICO項目方夸大其辭，甚至完全虛構項目前景，欺詐中國公民的財產，涉嫌集資詐騙罪。

聲音 | 鄧建鵬：虛擬貨幣支付可能造成國家稅收流失:鄧建鵬認為當前國內虛擬貨幣亂象頻發，表現形式多樣。他對《證券日報》記者分析稱，國內虛擬貨幣潛在風險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一是虛擬貨幣的廣泛使用或對國內法定貨幣發行及使用造成沖擊；二是在法無明文的情況下，廣泛使用虛擬貨幣支付可能造成國家稅收的流失；三是虛擬貨幣的使用超越了傳統的銀行賬戶或支付渠道，越過了當前傳統的金融監管模式，可能助推洗錢、恐怖主義融資、跨境資產轉移等違法犯罪行為；四是當前涉及虛擬貨幣盜竊案頻發，由于國內刑法尚無對此明確規定，地方法院對盜竊虛擬貨幣持有不同的判斷標準，導致虛擬貨幣持有者權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同時國家無法有效打擊違法犯罪者。[2019/3/9]

再次，區塊鏈在非金融領域的法律風險未來將逐漸呈現，需要未雨綢繆。互聯網能解決信息傳遞，但不能解決實物傳遞以及實物驗證問題。依靠區塊鏈解決各種憑證上鏈確權、檔案等傳遞或運送過程中的跟蹤、防偽、保質等，并非易事。比如當前通過區塊鏈實現司法存證，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對此已經給予認可。不過，基于區塊鏈的司法存證，只能確保數字世界的信息真實性，難以保證鏈外信息在源頭和寫入區塊鏈環節時的真實與準確。因此，對司法存證的區塊鏈，相關機構需要對接入區塊鏈的節點進行資格認證與嚴格審核，預先確保信息源頭的信譽。

聲音 | 中央財大鄧建鵬：真正的區塊鏈技術對社會發展將具有正面價值:據商訊消息，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鄧建鵬近日談及區塊鏈政策監管時表示，目前政府的政策很明確，要將正常的區塊鏈技術、區塊鏈融資同其它打著此類旗號進行非法集資等違法違規行為區別開來。近年來，雖然區塊鏈行業夾雜著一些金融風險，但是真正的區塊鏈技術極具創新性，對社會發展將具有正面價值。[2018/11/19]

最后，基于區塊鏈的智能合約日漸普及，正衍生出一些新的法律風險。比如智能合約涉及的交易標的若為法律法規所禁止，則對此種代碼的編寫者如何給予法律約束?達成智能合約的民事主體，若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人，智能合約是否可視為民事合同?此種合約法律上是否生效?對此，均需要未來立法予以進一步明確。此外，一些涉及個人的行為數據或隱私(如醫療信息)上鏈，為防止個人隱私外泄，需要事先有完整的標準或規則指引，設定個人鏈上信息加密與授權防問機制。

最后，推動區塊鏈技術與監管技術的融合。區塊鏈對立法與監管帶來種種挑戰，需要監管者和立法者轉變固有思維。可以借助區塊鏈技術和智能合約，將法律和合同條款轉化為簡單而確定的基于代碼的規則，這些規則將由底層區塊鏈網絡自動執行。未來，技術規則將越來越多地承擔起與法律規則相同的作用和功能。政府可借助代碼，通過將部分法律轉換成技術規則，由底層技術框架執行，從而減少監督和持續執行的需要，降低合規和執法成本，也減少法律文本固有的不確定性。當前，區塊鏈技術距成熟尚有很大距離，監管者可以通過不同形式，形塑新規范，影響代碼規則，最后通過程序自動運行實現區塊鏈的部分內部治理，節約監管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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