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塊鏈:如何解決區塊鏈治理「制度供給」難題？

區塊鏈既不隸屬于強權機構，也不歸私人所有，它是「公地」。公地面臨的最大考驗是「公地悲劇」，因為所有人都面臨搭便車、規避責任或其他機會主義行為的誘惑。只有一套合理的治理制度才能保證公地的持久發展。

該如何設計公地的治理制度？當環境發生變化后又該如何改進制度？這是一個成功的區塊鏈系統必須要解決的問題，而美國經濟學家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是回答這個問題的行家。《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是埃莉諾在公地治理上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現，她通過對5000多個成功的或失敗的公地治理案例的分析，探討了公地治理中面臨的問題，并給出了被驗證有效的解決方案。本文是該話題三大主題解析的最后一篇。之前，我們已經分別發表文章探討了：

1.公地治理難以實現的根源

2.成功的公地治理制度應包含的8項設計原則

不管一套規則在一組環境的和經濟的條件下運作得多么好，一些重要的變化——比如資源價格增長了4倍——都是對舊的那套規則是否能繼續產生有效的和公平的結果的一個重大挑戰。

但制度/新制度的供給是一個深奧的難題，它等同于提供另一種公共物品，存在著二階的集體困境。即使回報是對等的，理性人尋求的也是免費確保自己的利益，搭便車的動機會逐漸削弱解決集體困境的動機。

埃莉諾根據公地資源占用者在改變制度時的經驗和教訓，建立了一套制度供給時的制度選擇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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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框架確定了「對人們做出改變規則的決策影響最大」的一組變量以及變量之間的關系，但其作用并不是讓我們從它出發得到精確的制度供給，而是確定在不同的環境結構下和不同的經濟激勵下，進行制度改變時必須回答的問題。

一旦這些問題的答案明確，我們便能預測人們可能會選擇的策略/制度，以及這種選擇可能導致的結果。

如果說《成功的公地治理制度應包含的8項設計原則》解決的是我們在制定公地治理制度時應該「做什么」的問題，本文解決的則是「怎么做」的問題，即在遵循設計原則的情況下，選擇什么樣的具體規則。

影響制度選擇的變量總覽

一個人在任何特定情形中的行為選擇取決于他如何了解、看待和評價行為的預期收益和預期成本，而預期收益和預期成本又受內在規范和貼現率的影響。

因此，影響人們做出制度選擇的變量主要包括預期收益、預期成本、內在規范、貼現率。

較好的理論態度是不要根據一種機械計算的結果決定制度變更，而是通過對不確定收益和成本進行有依據的評估后，做制度選擇。這也是埃莉諾把這一組變量作為分析框架，而不是作為計算模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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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評估收益？

在做制度選擇時，個人如何評價預期收益取決于替代規則下的收益流量與繼續使用現有規則所產生的收益流量的比較。參與者或分析人員需要回答下列問題：

與現有規則相比，使用替代規則后資源單位的預期流量將如何變化？

與現有規則相比，使用替代規則后資源單位的預測價值將如何變化？

與現有規則相比，使用替代規則后資源質量將發生什么變化？

與現有規則相比，使用替代規則后資源的再生周期將有多長？

與現有規則相比，使用替代規則后沖突將會減少、不變，還是增加？

參與者回答上述問題的難易程度取決于以下事實：

公共池塘資源的客觀條件。

當前制度形成的，并對人們公開的信息的類型。

現有規則和替代規則的具體內容。

更進一步，參與者是否能準確評估規則變化后的收益情況取決于以下變量的不同情況：

聲音 | 北京工商大學顏蘇：區塊鏈行業如何與公檢法司形成有效的聯動機制，是值得研究的:據新華網消息，本月在上海法學會會議上，北京工商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顏蘇表示，區塊鏈行業從業者應用自身掌握的區塊鏈這一新興技術，助力公檢法司進行區塊鏈領域的反詐騙，在這個方向上，行業如何能與公檢法司形成有效的聯動機制，是值得關注的研究主題。[2019/7/28]

1.占用者的人數；2.公共池塘資源的規模；3.資源單位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變動性；4.公共池塘資源的現有條件；5.資源單位的市場條件；6.沖突的數量和類型；7.變量1至6的相關資料的可獲取性；8.所使用的現行規則；9.所提出的新規則。

可以明確的是，規則改變后能夠獲得的收益值并不是一個簡單存在于世界上的事實，它必須通過搜尋、組織和分析才能得到。

如何評估成本？

有兩種重要的成本影響人們對制度的選擇：

規則轉換成本：從現有規則轉變到替代規則的前期成本。

監督和實施成本：轉到替代規則后監督和執行新規則的凈成本。

轉換成本是規則轉換過程中需要投入的資源，如果該成本高于規則改變后所獲得的凈收益，就沒有必要做進一步的成本計算，占用者將保留收益低于替代規則的現行規則。

現行的集體選擇理論認為有諸多變量對轉換成本的評估有重要影響，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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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的人數。轉換成本與進行制度選擇的人數正相關。

利益的異質性。轉換成本與利益相關者利益的異質性正相關。

為改變規則所使用的規則。

領導者的技能和資本。當規則改變是由內行人領導時，轉換成本較低；雖然轉換成本的總量不受領導者資本的影響，但支付轉換成本的可能性卻與領導者資本正相關。

所提出的規則的類型。

改變規則的策略。如果占用者從低成本的改革起步，就能在那些需要大量轉換成本的改革開始前取得改變規則的經驗。

改變規則的自主權。如果得到改變規則的許可需要支付大量合法的或非法的費用，占用者也許就不會試圖去改變規則。與人們擁有更多自治權的地區相比，生活在官員具有重要決定權的體制中的占用者，不會提供更多的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革。

如果規則轉換成本可以接受，就要評估新規則的監督和實施成本。因為觀察占用者的行為、評估行為產生的結果是否為規則所允許、強制實施規則等等舉措，都必須耗費一定的時間和其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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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和實施成本主要受以下變量的影響：

公共池塘資源的規模和結構。資源規模越大成本越高。

排他技術。首要的排他成本是制止未經授權的占用者使用資源時所需要的行動成本。

占用技術。增強占用者互相觀察資源占用情況的設計有助于降低監督成本和實施成本。

市場安排。越容易記載和發布各種日常活動信息的系統，監督成本越低。

所提出的規則。規則要求的監督越頻繁，需要耗費的資源就越多。明確禁止某些行動的規則比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確定是否禁止行動的規則有更低的監督成本。

規則的合法性。特定環境中的政府對地方規則的合法性的認可會影響成本。

認清內在規范和貼現率

人們如何評估替代規則還取決于他們內在化的規范和所使用的貼現率。

內在規范反映的是個人對自己行為和策略的評價，它常常是共享行為規范的內在化。也就是說，一群長期在一起互動的人，不會把大家認為是錯誤的行為當作現行規則的替代選擇。

某種行為在一組強烈禁止該行為的社群中的發生率/支持率，要低于對該行為不加責備的社群中的發生率/支持率，即使這種行為會給人們帶來高收益。

人們使用的貼現率，即個人如何對未來收益進行貼現，是他們在考慮問題時對時間跨度的設定。

貼現率取決于若干因素，比如人們是否期望自己的孩子在未來還能繼續從公共池塘資源中獲得收益，人們是否在其他環境中有更快獲得投資回報的機會。

那些進入了有其他機會的經濟體的占用者所采用的貼現率，要高于那些認為他們自己以及他們孩子的主要經濟收入將依賴于某個公共池塘資源的占用者的貼現率。

貼現率也與占用者所處的經濟體的保障程度相關。那些對過了當年是否還有足夠的資源抱有懷疑的占用者，會給予未來收益很高的貼現率；如果無論占用者采取什么行動，公共池塘資源都可能被其他人的行動毀壞，占用者也會給未來很高的貼現率。

貼現率還受占用者所在的特定社會或地方社群在比較未來與當前的相對重要性時所共有的認知的影響。

有效的制度供給的特征有哪些？

公共池塘資源規則發生變化后所產生的凈收益和凈成本并不是獨立的可被直接計算的，它是由不同的個人在高度不確定的和復雜的、并因其他人的策略性行為而變得更復雜的環境中評估的。

所有人類評估都有若干已知的和未知的偏差。比如人們對潛在損失的重視程度要高于對同一數量的潛在收益的重視程度，從這一觀點出發，可以對人們更趨向于選擇什么樣的新規則作出預測。

同時，當存在資源惡化指標或人們相信「危機」迫近時，便會愿意接受哪怕是限制他們使用資源的新規則。

人們對以頻率為基礎出現的事件進行準確估計的能力也非常有限。他們對近期事件的重視程度往往要遠高于對以前發生的事件的重視程度。人們認為改變規則應該在公共池塘資源出現了一系列相對糟糕的事件后進行，而不應該在相對好的時候展開。

埃莉諾通過分析影響人們做出制度選擇的一系列變量，以及總結公共池塘資源占用者在改變制度時的經驗和教訓，總結了更有效的制度供給所具備的特征：

大多數占用者認為如果不采取替代規則，他們就將受到損害。

大多數占用者與所提出的規則變更相關。

大多數占用者愿意在公共池塘資源上繼續生產活動，即他們的貼現率較低。

占用者面臨的信息成本、轉換成本、實施成本較低。

大多數占用者有互惠的共識，并相信這種共識能作為初始的社會資本。

上述特征是弱有序的，即從1至5對人們做出選擇的影響的重要性是依次降低的，1最重要，5相對不太重要。

看向未來

制度供給的分析框架說明了當現實場景中的人們試圖制定和更新規則，以提高他們個人的和共同的利益時必須討論的變量的復雜狀況。但無論如何復雜，諸多成功的案例表明占用者是有能力為他們自己進行有效的制度供給，從而解決公地治理問題的。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提供了一系列的關于公地治理制度的設計原則和分析框架，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把在這一領域的探索限制在一些特定層次和特定問題上。

埃莉諾在本書的最后建議我們珍視霍布斯、孟德斯鳩、休謨、斯密、麥迪遜、漢密爾頓、托克維爾和其他許多偉大學者在他們的理論中所提供的分析手段，此外，也應該借助于公共和集體選擇理論、交易成本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法和經濟學、博弈理論等的研究結果。

公地的治理是一項挑戰，不管是對于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還是對于在現實中爭取避免公地悲劇的社群。它需要在理論和模型的指導下，在真實場景的實證研究中，進一步的被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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