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高考作文越來越像哲學問題？聽聽哲學系教授怎么說

▲高考語文和高考作文迅速成為微博熱搜話題。

作為語文試卷中的一道題，高考作文本意在于考察學生的語言積累和邏輯表達能力。然而，回顧往年的高考的輿論景象，語文作文無一例外地成為了所有高考試題中的絕對明星，從權威機構、教育專家到街坊鄰居，人人都要對題目評頭論足一番，高考的作文題儼然成為了面向整個社會的大試題。

高考作文，為何總是能一次又一次地成為大眾的熱議話題？我們在談論高考作文的時候，還在關注什么呢？為什么高考作文試題常常帶有濃厚的思辨色彩？

在高考第一場考試結束之后，新京報記者在第一時間采訪了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徐英瑾，邀請他從哲學的角度，談談對2021年高考作文題目的看法。

在徐英瑾看來，目前高考的作文題常常會以哲學意象或是隱喻的形式出現，哲學與語言表達的關系十分密切，一個人的語文能力如何，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學習哲學的基礎。同時，在練習寫作的過程中，我們也應該學會如何結合自己生活的常識提煉哲理。

提起哲學，人們經常覺得它和日常生活是兩個極端。前者充滿著大量復雜晦澀的理論，和后者的鮮活瑣碎形成強烈的對比。而提起哲學家，大多數人腦海中可能會浮現出康德那樣離群索居、不茍言笑、總是背著手來回踱步的嚴肅形象。

和徐英瑾的交談完全不會給人這種感受。他是復旦大學哲學學院的教授，在專業領域，他鉆研“人工智能哲學”這類高深莫測的哲學學問，而在業余時間里，他寫一部以三國為主題的歷史小說。從納粹的閃電戰到托爾斯泰的小說，歷史和文學常常成為他思考哲學的獨特資源。他還上播客，在很受歡迎的《忽左忽右》上對《白色巨塔》等熱播的影視侃侃而談。

▲徐英瑾，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英美分析哲學與人工智能哲學。著有《心智、語言和機器——維特根斯坦哲學與人工智能哲學的對話》、《用得上的哲學》。

在新近出版的《用得上的哲學》一書中，徐英瑾寫道：“哲學家要提高自己的常識感，而做到這點，并不是通過閱讀哲學論文，而是要閱讀許多非哲學性質的書籍，比如地理、氣象、自然科學，尤其是歷史、文學方面的書籍，來拓展自己的眼界”。在這本書中，他嘗試將抽象的哲學學問與日常生活的具體場景相連接，書寫一種具備常識感的哲學書。

這種嘗試會帶給讀者新鮮的感受，但自然也需要面對哲學與日常生活之間的張力。斯賓諾莎的身心一元論如何能幫助你觀察企業的文化？怎么借助摹狀詞理論反對各種洗腦術？維特根斯坦對私人語言的反對，又給我們看待日常生活里的愛情以怎樣的啟發？用哲學的視角反思日常生活里的學問、連接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領域固然會讓人覺得腦洞大開，卻也不免遭遇是否“曲解哲學”的質疑。

而在徐英瑾看來，對于哲學科普來講，魚和熊掌難以得兼，哲學的科普和通俗化一定面臨一定的簡化，作為專業的學者，他只能盡力做到表述準確，但最重要的，是讀者能否從中收獲對自己生活的反思。

蘇格拉底的一句名言常常被當作哲學的代言：不經反思的生活不值得一過。反思，或許是現代人的生活擺脫不了的宿命，就像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所指出的，在一個風險和復雜性都急劇增加的社會里，每個人都需要通過持續的反思來定位自身，并為自己的生活做出選擇。或許正是因為如此，有關哲學話題的高考作文能引發廣泛的社會討論，人工智能、基因編輯這些涉及倫理思考的前沿技術激起層出不窮的辯論。哲學雖然看起來距離生活遙遠，但它是潛藏在我們心中的一種反思的沖動。

KuCoin將于8月16日起暫停提供礦池服務:8 月 2 日消息，KuCoin 宣布將暫停提供礦池服務，自北京時間 2023 年 8 月 16 日 0 時起生效，直至另行通知。在暫停期間，用戶將保留對資產的完全訪問和控制，所有其他 KuCoin 產品仍照常運行。

為保證暫停期間收益不間斷，建議參與加密貨幣挖礦的用戶于北京時間 8 月 16 日 0 時前將 BTC、LTC 礦機轉至替代礦池，同時建議用戶在年 8 月 27 日之前備份并保存挖礦記錄和相關數據。[2023/8/3 16: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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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題多是哲學式隱喻，

揣摩出題意圖很關鍵

新京報：今年高考的題目里，包括全國卷、天津卷、浙江卷等作文題都討論了一些很有哲學意義的話題。你怎么評價這些題目？最喜歡哪一道題？

徐英瑾：我覺得考生在寫作這些比較有思辨性的題目的時候，要注重選擇具象的例子，尤其是自己感興趣和有體悟的例子。比如全國卷的“可為與有為”，在呼應材料的基礎上，我覺得我們可以從歷史的角度來闡明這個哲學道理，比如可以聯想到毛主席的“論持久戰”，這其實就是一個說明“可為”——如何在戰爭中根據具體情境，發揮我們中華民族優勢的好例子。

全國卷乙的材料講了楊雄形容射箭的比喻。其實射箭一直是儒家哲學中非常重要的隱喻。不僅是中國的儒家學者，像恩斯特·索薩作為一個美國的哲學家，他提出的德性知識論其實就是以射箭為一個比喻的樣板。射箭本身需要反復的訓練，同時也需要足夠的技巧和方法。這很像人生，對基本功的修煉，對人類各個學科基本知識和價值觀的學習，以及選擇人生路徑的智慧，需要結合起來。其實不止射箭，我覺得這道題還可以順便寫寫儒家強調的“射”之外的其他“六藝”。比如人生需要的可能還有協調能力，團隊寫作，這是“御”的藝術。

▲恩斯特·索薩，美國當代哲學家，主張德性知識論，與傳統儒家的德性論頗有相似之處。

全國新高考I卷給的這段毛主席的話同樣很有哲學意義。它表面上談的是一個體育問題，實質上是要講，每個人先天的條件和基礎不一樣，我們需要根據對自身的了解，擅用自身的特點。有些人可能本來身子比較好，但如果不懂得如何運用自己身體的“強”，反倒可能會變成弱。有的人仗著自己擁有強力，就去恃強凌弱，反倒最后變成被霸凌的弱者。這里我同樣覺得，可以舉一些武打電影的例子，比如《霍元甲》。總之，結合自己生活中的情境與常識來寫作這種思辨性的題目會比較好。

我個人比較喜歡幾個有關“時間”的題，比如天津卷這個有關紀念日的題目就很有意思。如果考生的基礎比較好，可以談談奧古斯丁這些哲學家對時間的理解。人是歷史的動物，紀念日是為了幫助我們抵抗對過去的遺忘。如果有余力，還可以寫寫“儀式”的問題，這也是紀念日很重要的一部分。

新京報：不光是今年，最近幾年高考的作文命題經常出現這種思辨性很強的題目。你覺得這是一種命題趨勢嗎？如何看這種命題的理念？

徐英瑾：法國高考的哲學作文題，比如直接問你公平優先還是效率優先，很像辯論賽的辯題。相對于它們，我們的題目有思辨性，但是辯論的爭鋒還是相對溫和的。而且有很多時候討論的方向也有一些限制，比如今年高考二卷的這個漫畫題，確實很有哲理，但是我覺得在思維上誘導性還是強了一點，漫畫本身沒有足夠留白，已經說得很清楚了，“起筆藏而不露”，但是現實很復雜，比如難道沒有人“起筆”就很輝煌嗎？不同的人的人生軌跡會有不同的故事，也能寫出不同的哲理。

Starknet v0.12.0版本已部署至主網:7月12日消息，Starknet官方宣布，v0.12.0版本已部署至主網，該版本專注于提高網絡吞吐量，以改善擴容和交易延遲。v0.12.0版本對定序器進行了重大改進，包含定序器性能、取消Pending狀態與區塊哈希系統調用。

Starkscan數據顯示，目前主網TPS為10.33，平均gas費為0.00021 ETH（0.4$）。[2023/7/12 10:50:50]

▲全國新高考Ⅱ卷漫畫主題作文題：閱讀圖片材料寫作。

當然，我這么說可能也有點苛求。因為畢竟我們是一個十幾億人的大國，這種大規模的選拔考試需要考慮公平性。如果考生思考和寫作的范圍過于寬廣會造成評分上的巨大困難，給考生也會帶來困擾。這點是我們和法國的不同。當然，等大家經過了高考，在大學的哲學課堂里，我是非常主張辯論議題的對抗性和自由度的。

現在高考的思辨性命題更多是以哲學隱喻的方式出現的，材料的語言常常很富有禪意，而且也有點模糊，考生需要去很好地提煉出一個明確的觀點。這里我覺得非常考驗考生的“他心模擬能力”，本質上是一個揣摩出題意圖的問題。這方面能力比較強的考生會很有優勢。

新京報：哲學思維和作文寫作關系密切。你覺得在中學階段，學生們能怎樣訓練自己的這種思維？

徐英瑾：學好語文非常重要。就像我說的，現在很多的作文題目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命題，而是給出一個帶有哲學韻味的隱喻，揣摩隱喻應該是語文課訓練的一個基本功。中學生訓練哲學思維也很重要，可以考慮閱讀一些通識類的科普作品。

新京報：哲學和科學的關系問題，有一個“世俗”版本，也就是現在輿論場里很火的“文理之爭”。前段時間央行的工作論文又一次激起了人們對“文科無用論”、“文科誤國論”的討論。作為一個文科教授，你怎么看這種“文理之爭”？

徐英瑾：這其實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我覺得文科生的數量太多并不是問題，但是文科生的質量很可能是一個問題。比如中國現在在國際上，很難有所謂“品牌式”的人文社科學者，文科的整體影響力比較有限。這里面很重要的問題同樣和傳播有關。比如日本傳播禪宗思想的鈴木大拙，一度甚至讓外國人以為禪宗是日本的。他的特點就是英文特別好，要知道，用別人國家的語言講別人國家的事情，其實沒有用別人國家的語言講自己的文明難，但是鈴木做的非常好。我想尤其是對于中國這樣的亞洲國家，本身在學術話語上受到西方國家一定程度上的壓制。我們其實需要有更多能夠完成這種思想傳播的學者出現，來提高我們國家文科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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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哲學，首先要注重學語文

新京報：現在恰逢高考，去年有一篇被很多人質疑“不說人話”的高考滿分作文引發過關注。那篇作文的話題和哲學也比較相關，徐老師當時有關注到嗎？當時那篇作文被人詬病的一點，可能就是用一個很晦澀的方式去講哲學道理，但和哲學本身清晰說理的追求背道而馳。

徐英瑾：撇開作文這個個例不看，其實整個中國文化在表達這件事上都沒有很追求“把事說清”。我在這本書里專門花一節講了羅伯特議事規則，它不僅是幾條具體的規則，更多是體現一種講道理的文化。不要用太多模糊的修辭，把話說得太玄虛，這是市場經濟與法治文化成熟的社會的一個特點。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文本是合同，白紙黑字，不可以有任何模糊其辭之處。相反這兩者越不發達、偶像崇拜文化越嚴重的地方，可能人們表達也更習慣于模糊和玄虛。

CryptoQuant：以太坊鏈上交易數量出現下滑，網絡需求走低:金色財經報道，據CryptoQuant分析師發現，以太坊鏈上交易數量最近出現較大幅度的下滑，這意味著市場對以太坊網絡需求開始走低。交易數量是一個反映評估以太坊區塊鏈上發生轉賬總數的指標，該指標30天移動平均線趨勢顯示，自2021年5月以來一直處于整體下降狀態，最近下行軌道更為明顯，說明以太坊區塊鏈目前處于“低活動”狀態。此外，以太坊一段時間以來一直處于橫盤整理狀態，尚不清楚何時可以擺脫這種整合。[2022/12/27 22:10:04]

新京報：我注意到你在書里把“語言”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用語言哲學來收束前面對邏輯學、認識論、心靈哲學的討論。在前面的回答里，你也屢次提到了語言對文化、思想傳播的重要作用。在何種程度上研究語言是研究哲學的基礎？

徐英瑾：語言本身就是思想的體現，一般來說一個人的母語會奠定一個人思考的基本框架。我覺得語言是我們學習任何一門技藝、學科的基礎，但是對哲學可能尤為重要。因為哲學的道理常常極為抽象深邃，而且總是有些缺乏實例，你面前的文本語言可能是你全部的學習物料。所以我們開玩笑說，一個人哲學搞不好，多半是因為語文可能是體育老師教的。

我們會發現像康德、海德格爾這些大哲學家，他們的偉大體現在原創性的思想，同時他們表達原創性思想的語言也值得重視。在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之前，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哲學家用德語表達過純粹的有原創性的思想。在他之前的萊布尼茨-伍爾夫體系，伍爾夫嘗試用德語來表述萊布尼茨用拉丁語書寫的思想，但這并不是表達原創思想。這里就可以見出康德的偉大。同樣，海德格爾哲學幾乎是發明了一種新的語言，我們需要用他的那套語言去理解，才能接近他的思想。在美國，分析哲學家們對語言的敏感性，也至少是和律師一個級別的。

我常覺得，現在哲學普及的困難，是大家中文都沒學好，沒有過語言關。在中國學哲學最大的基本功是語文。語文學習希望能夠培養我們對長句子的把握能力，一個長句子來了，即便你聽不懂，但要是能做到能迅速把主謂賓分清楚，這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很多時候哲學文本閱讀，就需要很強的這種語言理解能力。

新京報：現在我們面臨的語言學習環境其實并不好。

徐英瑾：是的，這個事也令我很無奈。現在社會的交流環境很不利于我們去訓練自己對長句子的準確理解能力。我其實有一種觀點，這個觀點可能對“00后”這一代人來說聽起來很受打擊。我覺得語言學習的希望可以寄托在“10后”一代身上。我覺得他們趕上了一個新的技術時代就是“點讀”時代，點讀設備里面播放的語言至少都是標準的漢語，發音、語法都很規范，不是火星文、網絡語言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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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爾賽學”常被調侃，

但有抵抗語言腐敗的潛力

新京報：現在有一種很流行的把話說得模糊的模式——“金句”。金句的特點其實就是模糊，有很多解讀的延展空間，但是它說的確實相當漂亮，所以堪稱眼球經濟時代的流量法寶。造金句基本上也成了很多自媒體的必修課。你怎么看這種語言現象？

徐英瑾：其實這是一種“諺語偏好”，它是心理學上“易取性捷思法”的一個變種。簡單地來說，為什么我們喜歡金句？金句很短，往往押韻，朗朗上口，它有一種音韻上的和諧與美，和我們以前口口相傳的諺語、歇后語一樣。而對這種語言韻律感的迷戀其實是一種人類固有的癖好，我在書里也有提到。在人類文化漫長的演化過程中，對音樂的崇拜也是原始宗教崇拜的某種副產品。我們對它們的這種迷戀也是比較非理性的，比如“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我們都在提，但是它本身有邏輯上的道理嗎？其實未必。

Patrick Hansen：歐洲區塊鏈風險投資看起來非常強勁:金色財經報道，Circle歐盟政策負責人Patrick Hansen在社交媒體上稱，歐洲區塊鏈風險投資看起來非常強勁，2022年第三季度在79筆交易中投資超過10億美元，特別是在早期階段的公司。當尋找與以往熊市的區別時，現在仍在部署的資本量是最明顯的一個。[2022/11/25 8:06:06]

金句的短也方便和具體的語境相分離。當你無法理解金句和它誕生的具體語境的關系時，它確實很有可能被誤解，但你也不太可能能從邏輯的角度反駁它。在當下的環境里，金句可以成為一種“吸粉”的工具，但它一定不是一種思考問題的工具。尤其是我們搞哲學的，特別需要警惕。

新京報：其實這些語言現象的背后是一個我們常談的“語言腐敗”的問題。其實它的表現形式也非常多樣，你覺得我們有可能對抗這種趨勢嗎？

徐英瑾：這個問題大家談的比較多，首先“語言腐敗”的成因很復雜，有很多不方便談。我這里特別提一個想法，現在大家很流行提“凡爾賽學”，這個詞我們很多時候都覺得是一個負面詞匯，“凡爾賽”里確實有一些會引發階級仇恨的因素，不太可取，但是我覺得“凡爾賽”里是蘊含了一種抵抗語言腐敗的潛力的。

凡爾賽最大的特點是什么？表達的用語要“高大上”，不“高大上”你玩不了凡爾賽。這些用語無形中鑄造了一個語言的屏障，這些語言正式、華麗，甚至有些過分的繁瑣，但是也抵抗了一些碎片化表達的侵入。凡爾賽的一個宗師級作品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它為了復原法國文化浸染下的俄羅斯青年的談話方式，大量地在文本里加法語。凡爾賽的背后其實是一種小團體里身份認同的彰顯和鞏固，這個在很多專業領域其實會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法學、醫學、生物學等圈子可能都會有自己的這樣一道語言屏障，它們確實抬高了屏障外的人的理解成本，但至少維護了一種語言的純粹性，至少抵御了“萌化”、“火星文”化。

新京報：你提到了《戰爭與和平》。我們知道你業余時間也寫歷史小說。你寫過這么一個觀點：如果要提高我們的共情能力，可以多去閱讀優秀的小說，因為優秀的小說家往往具有出色的共情能力。如今的很多問題，不管是“性別戰爭”，網絡暴力，還是身份，其實都和共情相關。從哲學的角度看，你覺得人和人之間可能獲得真正的共情嗎？

徐英瑾：在共情這個問題上，馬克思·舍勒和卡爾·馬克思這“二馬”都為我們的思考提供了一些啟發。舍勒做情感現象學，區分了不同的情感樣態，初等的共情其實可能人人都有，我們看到小貓小狗被虐待，都會覺得痛苦，但是這和我們看到人被虐待，程度還是有些不同。同時，看到距離你更親近的人被虐待，感覺又更痛苦。所以這個就很像費孝通先生的那個比喻，我們的共情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出發的共情圈。所以舍勒覺得，教育和旅游，會讓一個人的共情圈慢慢擴大。而站在馬克思的立場上，這種共性圈更是和你的生產方式聯系在一起的。如果你是一個股票經紀人，你在巴黎和柏林都有朋友，可能整個歐洲都是共情圈。同理，“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表面上的種族斗爭，其實也和對立雙方所屬的經濟圈層有很大關系。

所以馬克思讓我們從一個利益的角度來思考共情的問題。為什么閱讀小說可以幫助人們培養共情能力？相對來說閱讀小說是一種無利害的審美體驗，看小說不是為了賺錢，相反，看小說需要花錢。我們是在掙脫了經濟考量之后，純粹地在小說里聽其他“圈層”里人的故事，這對我們擴大共情的感知力很有用。

魏鵬舉：金融化并非是數字藏品真正的問題，傳統的文化資產、藝術資產就可以金融化:金色財經消息，近日，新京報貝殼財經會客廳——建立數字藏品的正向發展標準和路徑，數字藏品行業如何“守正·創新”規范發展研討會在北京舉行，中國藝術科技研究所副所長庹祖海、北京政協委員、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首席專家王臻、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央財經大學文化經濟研究院院長魏鵬舉、國家文旅公共文化創新發展研究基地主任、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卜希霆、中國信通院云計算與大數據研究所區塊鏈負責人張奕卉、金杜律師事務所北京辦公室參會代表齊菲參加研討會。

魏鵬舉表示，數字藏品屬于新生事物，必須給予一定的包容。金融化并非是數字藏品真正的問題，傳統的文化資產、藝術資產就可以金融化，藝術品質押也是金融化，國家還有文化金融的概念，這說明藝術品金融化本身并沒有問題，最大的問題是金融價值不能對應實體價值所發生的虛擬化。（新京報）[2022/7/4 1:48:53]

而所謂“真正的共情”，我們只能去接近。如果我們因為不可能達到百分百的共情，就否認共情的可能，那就會陷入懷疑主義。誠然，比如性別問題，有可能一個男性在認知上理解了女性主義的很多理論，但受制于具體的經驗，依然對女性有很多的不理解，此時合適的態度應該是承認自己理解的這部分，然后去努力做得更好。不能因為做不到100分，就連已經拿到的分數都不去承認，這是一個更有建設性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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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與日常生活：

反思一定會讓生活更幸福嗎？

新京報：你在《用得上的哲學》里試圖為連接哲學和日常生活做努力，比如每一節的最后，都會有意識地用一個具體的場景來聯系這一節討論過的哲學思考。當哲學和日常生活場景相連接，它確實變得更通俗了，但這其中是否有簡化乃至曲解哲學本身的風險？你怎么看待哲學和日常生活之間的這種張力？

徐英瑾：肯定是有簡化的，只能盡量平衡。我個人的觀點是，如果希望哲學能夠更好地抵達更多的人，那么此時“簡化原意”的一點犧牲可能并非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代價。現在國外的很多人，會把一些“金句”當成是孔子說的，可是其實不是，但這絲毫不影響這些句子能影響他們的生活態度。同樣，哲學進入日常生活，重要的是人們能從中收獲屬于他自己的啟發，也許這個啟發和理解并非完全遵照原意。這點可能和歷史知識的普及不太一樣。當然，作為寫作者我一定是盡我所能地保證準確。

新京報：坊間還有一種常見的論調是，哲學提供的這種高度反思性的思考方式，會讓人把生活中很多簡單的問題越想越復雜。特別是當我們把生活里的很多現象、常識解構、分析之后，反倒更痛苦了，所以有句金句講“懂了很多的道理，卻還是過不好一生”。你怎么看哲學反思本身的限度和風險？

徐英瑾：這個問題維特根斯坦也提到過，他有一個比喻就是有關這種“哲學病”，得了這種病的人就像一只蒼蠅在一個透明的牛奶瓶里面亂飛，瓶口其實就在前面，但是就是飛不到口，還撞了一頭包。我們如果用哲學去反思日常生活，確實有過度反思的風險。很多時候我們從生活里抽象出了一些反思的對象，但是卻忘記了生活本身。我之前參加一個播客的時候，提了一個有關河床和河流的比喻，很多時候我們的生活還是需要一些基本的根基，那個河床，如果我們的反思觸及到了這個層面，很有可能會影響一些生活的基本信念，是有風險的。所以在學哲學之外，常常觀察生活里大家是怎么說話的，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新京報：我們知道，很多哲學思考都會借助“思想實驗”。比如大家熟知的“缸中之腦”、“電車難題”等。“思想實驗”其實也是哲學比較“出圈”的一種方式，像基于“缸中之腦”實驗的電影《黑客帝國》就是一種通俗化的哲學表達。思想實驗對于我們思考哲學問題有怎樣的影響？其中的利弊如何權衡？

徐英瑾：思想實驗是一種對復雜現實的抽象，思想實驗的抽象程度可能比自然科學里實驗的抽象程度更高。自然科學里我們可能能模擬一個近似真空的環境，但是思想實驗抽象的是更復雜的社會現實，很難做到“真空”。這導致思想實驗模型的解釋力常常會被質疑。我個人認為哲學的思想實驗只能作為我們初入哲學問題時候的一種工具，但不能作為一種深入研究的普遍方法。

▲《黑客帝國》劇照。

新京報：思想實驗因為比較形象，很多時候也給人們一種錯覺，覺得思想實驗很容易找到漏洞，很好反駁。人們對哲學的態度有時候也是這樣，會覺得人人都能評說兩句。

徐英瑾：思想實驗在專業的哲學文獻里面，在正反兩個方向上通常會有十幾二十幾個回合的辯論。大眾看思想實驗或是哲學里的很多問題可能就是其中辯論的第一個回合，所以覺得它好像沒那么復雜。哲學問題思考的起點往往不是很困難，但是越往后會越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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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夠“聰明”的人工智能

對人類威脅反而更大

新京報：大眾讀者提起哲學，往往想到的都是一些歐陸哲學家的名字，康德、黑格爾、海德格爾之類的。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我們知道，歐陸哲學會很重視哲學史的研究和對哲學家的文本進行精細的研究。你自己的路數比較偏英美分析哲學，這本書也是更多以問題而非哲學史的邏輯組織架構的。你怎么評價目前歐陸和英美這兩種哲學的做法？作為一個主要做分析哲學的學者，你又怎么看待哲學史研究的意義？

徐英瑾：不管是哪種做哲學的方式，都是很重視哲學史的。哲學這個學科的特點就是當下很多前沿的問題，其實都能在很古老的問題中找到思想資源。所以我們在做今天的很多哲學研究時還是經常要回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二者的差異可能在對待“讀書”這件事的態度上，英美分析哲學可能更強調哲學問題本身的永恒性，把提出這個問題的古人看成和我們今天思考這個問題的人一樣的人。相對來說歐陸哲學更重視哲學家的思想和他所處的具體時代之間的聯系，強調把哲學思想放入到特定的那個時間脈絡中去研究。

雖然兩種做哲學的思路都研究哲學史，但是對待哲學史的態度還是非常不同的。由此其實也引起了一些分析哲學和歐陸哲學之間的對立。可能很多歐陸哲學研究者會覺得分析哲學研究者把哲學史上的大哲學家們的問題直接移植到當下思考，對待哲學史上的那些圣賢不夠嚴肅。不過這里說一句題外話，在哲學閱讀上，我個人覺得相對于歷史細節，學會思想框架是比較重要的。在文化傳播上其實同樣如此，比如讓中國文化走出去，我們注定是需要進行一種移植的，并不是要讓人家原模原樣完全接納我們的很多文化細節，而是傳播一種文化的框架。

至于你說的大家談起哲學，為什么都是談歐陸哲學家，我覺得這里面原因很多，其中肯定有傳播學上的原因。比如薩特，除了是哲學家，他也寫戲劇，很多時候他也會用一種很文學化的語言，甚至就通過戲劇這種形式來傳播他的哲學思想，傳播效率比起分析哲學這些枯燥的論證當然更高。薩特的戲劇賣得特別好，《存在與虛無》反而賣得不好，當時在巴黎被稱為“一公斤”，因為《存在與虛無》正好可以當一公斤的秤砣用。還有很多別的歐陸哲學家的語言也有這個特點，打個不恰當的比方，用今天B站的語言來說，他們可以在文學和哲學兩個圈子里“吸粉”。

新京報：歐陸哲學對哲學史的研究，可能有更多思想史上的意義。

徐英瑾：是有思想史研究的價值。但是我個人覺得如果真的要做一種思想史的研究，也應該更多地運用馬克思那種歷史唯物論的視角，即除了思想史本身，還需要重視思想史和史、經濟史、社會史的互動，而不是純粹地談文本內部思想的演進脈絡。

新京報：總體來看，現在英美分析哲學的崛起勢頭比較明顯，哲學也越來越和科學進行密切的互動。你在這本書里也多次提及哲學與心理學、神經科學這些學科之間的關聯。去年中科院也成立了哲學研究所，在你看來哲學和科學目前有一種怎樣的關系？

徐英瑾：哲學和科學原本也是不分家的，近年來可以說是回歸了二者之間的聯合。比如以我自己研究的人工智能哲學為例。很多人都覺得人工智能只是一個科學領域的問題，哲學家幫不了什么忙。我覺得哲學在這個前沿領域里至少能發揮以下的作用。

首先是整合。尤其是像人工智能這樣還在成長的并不成熟的學科領域，整合計算機科學、語言學、神經科學、心理學等知識。其次也牽涉到很重要的倫理、法規問題，這部分可能專門設計人工智能的專家不一定考慮的清楚。如果我們再追溯久遠一點，最早的一代人工智能是符號人工智能，其基礎的技術邏輯就是數理邏輯，這本身就是哲學家思考的問題領域。所以人工智能這個領域，哲學和科學之間淵源深厚。當下我們更多地都是把人工智能當成單純的技術，可是我們對人工智能的理解還是要深入到塑造它的文化和思想土壤中去，比如人工智能從觀念上是一個典型的西方文化產物，它的背后是邏輯主義、機械主義的思想，我覺得哲學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幫助公眾理解人工智能這些新概念背后的這些思想、文化基礎。

新京報：說回人工智能問題。最近幾年有關人工智能未來發展走向的預測很多，一部分學者甚至擔心所謂“強人工智能”的出現會威脅人類的生存。你覺得人工智能未來可能達到這樣的狀態嗎？開個腦洞，假設我們確實面臨需要與人工智能并存的局面，你會持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嗎？

徐英瑾：這個問題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前提是，你說的未來是多遠？把時間尺度拉到無窮遠，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但如果我們談距離我們比較近的可以預見的未來，我覺得不太可能誕生強人工智能。雖然我在心靈哲學上的觀點是反對“神經學沙文主義”的，即認為關于“智能”的一般原理，也可以在非神經元環境中出現。但從既有的現狀來看，大規模的通用人工智能研發成功的跡象幾乎沒有。

很多人會談論AlphaGo戰勝李世石，這件事有很大的工程學上的意義，但是科學的意義我覺得其實有限。在工程學的意義上，圍棋很難下，現在我們能讓機器下贏人類，無疑了不起。但是它所運用的包括深度學習或者蒙特卡洛算法等，其實都是早就有了的東西，底層的邏輯其實并沒有特別大的突破。甚至可以說，AlphaGo擊敗李世石和多年前卡斯帕羅夫被深藍打敗，沒有本質的差別。

▲李世石與AlphaGo的比分戰成1:3，其中勝利的一局也是人類智慧面對AlphaGo的唯一一場勝利，為了紀念這場勝利，近日李世石戰勝AlphaGo的棋譜以NFT形式保存并拍賣，最終以60以太坊的價格成交。

到目前為止，即使是AlphaGo這個級別的人工智能依然距離你所謂的強人工智能很遠，它還是一個專門人工智能，只能在某一個功能可能比肩甚至超越人類，但還不是一個通用人工智能。AlphaGo的腦子生來就是為下圍棋服務的，但人類的腦子并不是設定為了做某件特定事的。

我寫作的《人工智能哲學十五講》馬上要出版，這本書里面我提了一個基本的觀點，簡單來說就是相對于用來實現特定功能的這種專用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可能反倒是對人類比較友好的技術。不聰明的人工智能——我們現在調侃的“人工智障”——反倒對人類威脅大，它不夠智能，所以需要大量的數據、我們的隱私來做分析。相反如果人工智能真正進化到和人類一樣聰明，反倒可能沒有那么依賴大數據，它會擁有更強的推理能力，對我們的隱私等反倒沒有特別大的傷害。

所以像霍金他們擔憂人工智能會統治人類，我覺得這個想法還是距離我們比較遠，相比較之下，或許疫情這類問題現在更值得我們操心。

值班編輯康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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