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塊鏈:虛擬貨幣案件 證據如何收集

在虛擬貨幣相關的刑事案件中，由于被告人的經營主體多設立于海外，而經營行為多發生于線上，相較于書證、物證等傳統證據，跨境電子證據成為該類案件的主要證據組成。通過撰寫本文，颯姐團隊希望向各位讀者介紹關于電子證據的基礎規定以及跨境收集電子證據的實務情況。

電子證據是什么？

在中國法中，電子證據又被稱作“電子數據”，是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八大法定證據種類之一。

“電子證據”與“電子數據”的說法沒有本質區別，只是概念的出發點不一樣。電子證據側重于從該類證據的載體進行定義，即“由電子信息技術應用而出現的各種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材料及其派生物”。電子數據側重于從該類證據的本質屬性進行定義，即“案件發生過程中形成的，以數字化形式存儲、處理、傳輸的，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數據。”

動態 | 上海金融報：虛擬貨幣交易主體利益受法律保護:上海金融報昨日發布文章，標題為《虛擬貨幣交易主體利益受法律保護》。該報道引用2017年案例：李某在某科技公司經營的平臺上進行注冊，并實名認證和綁定銀行卡進行比特幣交易。2017年3月9日，某科技公司因系統出現問題，回滾交易，回滾后給李某多充值5個比特幣。雙方由此產生糾紛，法院判定李某退回不當所得。[2018/9/1]

需要注意的是，以數字化形式記載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等證據，不屬于電子證據。確有必要的，對相關證據的收集、提取、移送、審查，可以參照適用電子證據的有關規定。

動態 | 日本總務相施壓金融廳事件后續：虛擬貨幣Spindle宣布退出日本:虛擬貨幣“Spindle”的策劃銷售公司，于本月15日宣布從日本“撤退”，在網站主頁上宣布關閉日本辦公室，并將總公司搬遷到倫敦。該公司是野田總務相向金融廳施壓問題的當事人。人氣歌手Gackt作為股東為Spindle做了很多宣傳，警視廳的網絡犯罪對策科已經對該虛擬貨幣和Gackt表現出了極大的關注，表示Gackt作為股東，具有通過發幣融資后撤資的不透明交易嫌疑。[2018/8/13]

在種類上，電子證據的種類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信息、電子文件：網頁、博客、微博客、朋友圈、貼吧、網盤等網絡平臺發布的信息；手機短信、電子郵件、即時通信、通訊群組等網絡應用服務的通信信息；用戶注冊信息、身份認證信息、電子交易記錄、通信記錄、登錄日志等信息；文檔、圖片、音視頻、數字證書、計算機程序等電子文件。

韓國虛擬貨幣相關股票在經歷下跌之后現在呈現止跌企穩之勢:韓國虛擬貨幣相關股票Omnitel Inc.（???057680）和Vidente（???121800）在經歷2天的下跌之后現在呈現止跌企穩之勢。Omnitel Inc.（???057680）持有BTC Korea.com的股份。BTC Korea.com公司現在經營著韓國虛擬貨幣交易所中交易量最大的bithumb交易所。[2018/2/5]

跨境電子證據取證的渠道

1、固定境外公開數據

第一種是瀏覽服務器連接的境外公開網頁，通過截圖、錄像、拍照等方式固定網頁數據作為電子證據，這是“境外服務器”案件中最常被采用的一類取證方式，常與其他跨境電子證據取證措施同時適用。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表示“虛擬貨幣跟區塊鏈不同”: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俞英民（???）長官在2017年12月22號記者見面會上強調“不能把虛擬貨幣跟區塊鏈混為一談，應該分開來看,區塊鏈是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2018年要注入心血的領域。” 17號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表示上半年將建立并推動關于基于虛擬貨幣技術區塊鏈相關的產業包括系統性的支援體系‘區塊鏈產業發展基本計劃’。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在2017年進行的區塊鏈試點項目中，用14億韓幣預算進行了實際損失索賠自動化，P2P能源交換等4個項目。并且將在2018年將預算擴大3倍投入42億韓幣的發掘公共領域的優秀事例。[2018/1/17]

取證過程通常由機關網安部門工作人員在線提取而后出具網絡在線提取筆錄作為法庭證據。如“國某、羅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的程序、工具罪”一案中，西寧市局網安民警通過在瀏覽器中輸入國某等人宣傳的境內網址轉入購買網絡攻擊軟件神盾DDOS的境外網址“youka．la”，最終查詢到網站服務地址注冊人為國某，從而證明了國某的犯罪行為。參見青海省西寧市城西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青0104刑初41號2、登入涉案服務器并提取數據

第二種是通過輸入用戶名和密碼的方式進行遠程勘驗提取境外服務器數據。機關在前期偵查中獲取嫌疑人管理涉案平臺的賬戶和密碼，而后由機關網安部門工作人員輸入用戶名和密碼登錄平臺，獲取境外服務器數據。

這種跨境電子證據取證方式常常適用于為他人提供互聯網犯罪平臺的“幫助犯”案件取證中，通過輸入賬戶名、密碼進入平臺能夠準確獲取平臺注冊會員數量、平臺被使用次數等影響定罪、量刑的重要證據。

如“方某某等詐騙罪、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一案中，如東縣局對境外VOS平臺數據進行遠程勘驗，發現詐騙分子通過方某某提供的198平臺撥打詐騙電話的次數。參見江蘇省如東縣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蘇0623刑初368號。

3、利用技術偵查手段獲取數據

第三種是技術偵查，由專業人員采用技術手段獲取境外服務器內存儲的電子證據，而后形成電子證據檢驗報告或電子證據司法鑒定報告作為案件定罪量刑的證據。從裁判文書來看，這里的“專業人員”一般是機關網安或技偵人員，如“滕某輝、滕某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中常德市局網安部門從滕某輝、滕某萍租用的境外服務器中提取到滕某萍在傳銷網站注冊的三個會員號，以及各會員號發展的下線人員共14729人次，并出具“常德市局常公網檢［2015］第409號電子證據檢驗分析報告”作為法庭證據。參見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湘0781刑初70號。

也可能是專業電子證據鑒定機關的技術人員，如“李俊、余某、左某等非法經營案”中，上海弘連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對涉案的境外服務器185．9716161中涉及MetaTrader4軟件的數據進行固定，提取到1110條用戶信息，153384條交易記錄，并出具“上海弘連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計算機司法鑒定所物檢字第36號司法鑒定”作為法庭關鍵證據。參見河北省承德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冀08刑初11號。

寫在最后

颯姐團隊認為，對于辯護人來說，知曉證據的獲取方式與思路是有效質證前提。在分析電子證據的內容之前，其形成時間、形成渠道、形成方法等情況均是我們做出合理懷疑的重要途徑。因此，了解偵查機關調取境外電子數據的方法與渠道亦是必要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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