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幣:鄧建鵬：整治虛擬貨幣“挖礦”活動的意義與法治思考

一、《通知》主旨與當前的意義

在2021年9月24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等十一個部門發布《關于整治虛擬貨幣“挖礦”活動的通知》，要求推進整治虛擬貨幣“挖礦”活動。《通知》認為，虛擬貨幣“挖礦”活動是通過專用“礦機”計算生產虛擬貨幣的過程，一方面，其大量消耗能源，碳排放量大，對社會貢獻與價值有限；另一方面，虛擬貨幣生產、交易環節衍生的風險越發突出，對節能減排帶來不利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5月21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召開第五十一次會議，會議提出堅決防控金融風險，打擊比特幣“挖礦”和交易行為。因此，這次《通知》的發布，意謂著以規范性文件的形式，具體明確了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會議精神，依規行政，進一步推動各地方政府具體落實國家政策。

在具體舉措方面，《通知》嚴禁新增虛擬貨幣“挖礦”項目，要求加快存量項目有序退出。在過去幾年，比特幣價格飛漲，受其“財富效應”的巨大吸引，比特幣“挖礦”成為一些資本競相追逐的產業，一些相關企業以大數據中心、云計算或區塊鏈等高新技術旗號，一些地方政府積極招商引資，對這些“挖礦”企業給予稅收或電價等方面的優惠政策。但是，“挖礦”產業一哄而上，產生很多問題。中國大陸地區比特幣算力曾長期占據全球算力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大量民間資本先后角逐這一行業，擠占了這些資本原可服務于實體經濟或其它數字經濟的機會成本；一些地方因此火電能耗巨大，或者本用于實體企業的部分水電被“挖礦”企業消耗，并造成國家碳減排的壓力；“挖礦”產業無止盡的狀大，比特幣系統算力的增強，帶動更多中國“散戶”加入“炒幣”大軍，存在金融風險漫延的可能。綜上，當前整治活動對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優化，推動節能減排，按期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國家目標，防止更多民間資本甚至上市公司跟風進入“挖礦”行業，鼓勵資本更多地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防范個人“炒幣”金融風險擴大，將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聲音 | 鄧建鵬：USDT帶來的風險特別值得中國監管機構重視:金色財經報道，今日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鄧建鵬發布圖文表示，在穩定幣市場，USDT的影響最大。雖然當前市值僅約40億美元，但由于其以數字化形式表現，交易迅速，換手率極快，在高峰期一天成交額可達240億美元，對主流虛擬貨幣市場價格具有支配性影響。因此，其帶來的相關風險及投資者權益保護缺失等問題，特別值得中國監管機構重視，同時，涉及穩定幣的應對實踐，可為監管機構未來應對 Libra帶來的可能沖擊事先提供借鑒。[2020/1/7]

不過，以往的整治活動存在“運動式”執法色彩。在推進國家政策與產業目標實現的同時，應盡最大可能避免“運動式”執法、產業政策大起大落對社會經濟的負面沖擊，使行政監管執法嚴格符合黨中央十八大以來一貫倡導的“全面依法治國”精神。《通知》特別提及在保證平穩過渡的前提下，結合各地實際情況科學確定退出時間表和實施路徑；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全面推進虛擬貨幣“挖礦”活動整治工作，嚴格執行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嚴肅查處整治各地違規虛擬貨幣“挖礦”活動；要積極作為、穩妥推進，既實現加快退出，又妥善化解矛盾糾紛，確保社會穩定。在整治活動中運用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是該《通知》的一大亮點，應引起地方政府落實政策時高度重視。為此，筆者提兩點思考建議。

聲音 | 鄧建鵬：基于中國特殊優勢 中國完全有可能推出與Libra類似的體系:8月10日，證券日報刊發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鄧建鵬的文章《Libra的潛在風險與中國應對之策》，文章表示，針對Libra未來可能的風險與沖擊，筆者認為，中國應及時作出合理應對。如果中國能充分利用現有優勢，未來有可能把中國打造成世界領先的支付和數字貨幣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的金融基礎設施和生態場景。為此，以往的監管思維要適當調整，避免“一刀切”政策，轉向包容審慎。在國際上，現在已經有成熟的監管沙盒機制；在國內，自1978年以后則有非常成熟的試點機制。發行穩定幣，打通數字經濟，占據新經濟領域已是趨勢。參考英國監管沙盒與中國試點機制，監管機構授權某些互聯網企業，鼓勵其嘗試在限定的地理空間發幣，探索局部市場與風險防范等各種成熟經驗；探討穩定幣的對接與標準化機制；治理同步跟進，除反洗錢與外匯管制之外，還應關注諸如客戶隱私保護問題，穩定幣運行安全問題，個人數據權益保護的問題等。如果能夠通過上述穩定幣的發行試點，在設定時間內，由監管機構謹慎評估其風險，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再把它推向市場與全世界。筆者認為，基于中國特殊優勢，中國完全有可能推出與Libra類似的體系。[2019/8/10]

二、“整治”活動的兩點法治思考

聲音 | 鄧建鵬：FATF指引是對“虛擬資產”的明確判定 中國監管當局應參考其財產性質的認定:就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發布的新指南中央財經大學法學教授鄧建鵬談到以下四點：

1. 這一指導性文件的發布說明在全球范圍內，越來越傾向于把以比特幣為代表的虛擬貨幣看作是有典型金融屬性的虛擬資產，認為其在恐怖主義融資和洗錢方面有相應應用，未來甚至可能擴大；

2. 這份文件以及國際范圍內的明確認定，對中國監管當局提供了很強的建議：承認它具有典型的金融屬性和金融風險，以及未來在相應立法和司法解釋中，正面承認它具有典型的財產性質。以此為基礎，在立法和司法解釋里面，應該考慮承認，在實踐中它部分具有私人貨幣、或近似國外貨幣的實質與功能。

3. 基于上述的認可或者承認，國內立法和司法解釋應及時回應，考慮做出相應修訂，一是在反恐融資和反洗錢方面將虛擬貨幣納入其中，同時對虛擬資產合法持有人的正當權益，在法律和司法上給予明確保護。

4. 這個指導性文件對于虛擬資產的正常發展和健康使用有積極作用，為各國的立法提供指南，為各國如何有效打擊相關的違法犯罪提供參考建議。[2019/6/22]

首先，“整治”活動應與法治精神保持高度一致。此前個別地方政府為消耗本地多余的電能或廢棄的水電，推動本地經濟發展，增加就業崗位，曾以招商引資形式吸引一些“挖礦”企業前來投資設廠。個別企業投資規模巨大，在《通知》出臺前即與個別當地政府訂立具備合法形式的契約，約定地方政府所給予的優惠政策和相應期限。當前，《通知》要求各地方政府停止對虛擬貨幣“挖礦”項目的一切財稅支持，對地方政府已經給予稅費、房租、水電費等優惠政策的存量項目，要限期予以停止和取消。這意味著國家政策與個別地方政府此前同某些“挖礦”企業的約定將出現巨大背離，新的產業政策將給相關企業可能造成巨額損失。古人云：“法無信不立。”孔子指出：“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根據公平、誠信的法治內在精神，地方政府在責令“挖礦”企業有序退出，停止繼續給予相應優惠措施的同時，為防止“一刀切”式的落實政策，損害原本屬于合法經營的企業的利益，損害地方政府營商信譽環境，是否應給予相關企業適當補償，并給相關企業較為寬松的退出時間表，筆者認為可以考慮。

聲音 | 鄧建鵬：區塊鏈的投資風險與國際監管勢在必行:今日，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鄧建鵬發文表示，國內外監管政策差異巨大，直接導致中國完全禁止ICO的監管政策容易落空，難以達到預期效果，反而迫使部分區塊鏈項目出海。出海的區塊鏈項目由于在國內具備一定的人脈關系和社區基礎，其參與募集虛擬貨幣活動的投資仍主要是國內投資者。因此，在區塊鏈領域，各國政府間的國際監管協作必須及提上日程，才能有效打擊欺詐行為。[2019/3/25]

其次，國家后續政策的出臺應以此為契機，保持政策的連續性與可預期性，減少政策對經濟的過度沖擊，增強企業家和投資者對產業政策的可預測性，減少社會成本的無謂損耗。在過去，一些行業經常性地陷入“治亂循環”的怪圈，“放－管－抓”式的產業政策高度波動，增加了企業經營成本，與近年國務院出臺的《優化營環境條例》的基本精神存在出入。具體而言，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辦工作領導小組于2018年1月下發文件，要求各地引導轄內企業有序退出“挖礦”業務。隨后國家發展改革委出具的《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征求意見稿》將“挖礦”行業列為淘汰產業，各地方政府據之開始清除“礦場”。

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教授鄧建鵬發文：比特幣“點對點交易”合法，中國監管機構應承認比特幣存在準金融屬性: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互聯網金融創新研究院副院長鄧建鵬發文稱，中國監管機構應基于大趨勢與國際經驗，承認比特幣存在準金融屬性，在金融領域加強對比特幣的監管與立法。并表示民眾可以正當持有比特幣，也可以據個人所需正當合法的交易。[2017/11/24]

但是，在2019年11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正式頒布《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將此前征求意見稿中屬于淘汰產業的“虛擬貨幣挖礦”刪除。根據《國務院關于發布實施〈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暫行規定〉的決定》，《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是引導投資方向、政府管理投資項目，制定實施財稅、信貸、土地、進出口等政策的重要依據。《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由鼓勵、限制和淘汰三類組成。不屬于以上三類，且符合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的為允許類，不列入《目錄》。在民商事領域中，法治精神貫徹“法無明文禁止即可為”。在沒有國家法規范明文禁止的前提下，意味著2020年元旦起“挖礦”行業屬于國家允許類的產業。受此產業政策調整及比特幣價格上漲等因素影響，2020年起中國大陸進入“挖礦”行業的民間資本繼續增加。此次《通知》再度提出將虛擬貨幣“挖礦”活動列為淘汰類產業，將“虛擬貨幣‘挖礦’活動”增補列入《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淘汰類”。在增補列入前，將虛擬貨幣“挖礦”項目視同淘汰類產業處理，按照《國務院關于發布實施<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暫行規定>的決定》有關規定禁止投資。這表明國家產業政策短期內調整太大。產業政策過度跳躍，將影響從業者對市場前景的穩定預期，沖擊行業的有序發展。政策波動巨大，投資者和經營者在從事市場決策時，難以預測未來該行業是不是可以干，難以判定市場的發展趨勢和政策走向。針對上述問題，理應從法治思維給予規范。2019年2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會議強調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要依法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產權和合法權益，在法治框架內調整各類市場主體的利益關系。在經濟領域嚴格執行法治精神，賦予相關企業行業發展的確定性和市場的可預期性，根據事先經由合法程序通過的法律法規的相應規定，嚴格保障具體相關企業和公民的財產安全、交易安全及和其它相關的各種合法權益。

鄧建鵬：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金融科技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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