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貨幣:觀點 | 加密貨幣能否成為破除金融包容性障礙的解決之道？

作者簡介：邁克爾?J?凱西(MichaelJ.Casey)是CoinDesk咨詢委員會主席，也是麻省理工學院數字貨幣計劃區塊鏈研究的高級顧問。

在上周的專欄文章中，我提到了加密貨幣項目的金融包容性目標所面臨的一個核心問題：既兼顧隱私性，又做到支持“了解你的客戶”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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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我暫時不會討論Libra和其備受爭議的創始公司Facebook，但我想更深入地探討一下這一困境，因為這個問題并非該項目所獨有。隨著KYC規則逐漸滲透到該領域，所有那些試圖擴大窮人金融準入的加密貨幣初創企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束縛，那就是它們必須要求服務對象提供身份信息并對他們進行追蹤。

這一矛盾源于“反洗錢和打擊恐怖主義融資規則”(AML-CFT)下的強硬政策，這些政策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和金融危機之后在全球范圍內多次收緊。由于幾乎每家銀行都需要和美元打交道，各地的KYC規則都傾向于遵循《美國銀行保密法》(U.S.bankSecrecyAct)和美國金融犯罪執法網絡指南中規定的模式。此外，進一步的國際化壓力來自于政府間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其制定了各國相互施壓以遵守的監管標準。

觀點：美國央行CBDC未來一定會存在，但還需要很長時間準備:10月18日消息，前波士頓聯邦儲備銀行行長Eric Rosengren發表公開聲明，美國央行CBDC未來一定會存在，但這需要白宮、國會和美聯儲之間達成協議，因此可能需要很長時間。Rosengren還認為，央行CBDC將與穩定幣和其他加密貨幣等相互排斥。（Beincrypto）[2021/10/18 20:37:49]

這一系列規則賦予執法機構實施高額罰款的權力，就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SwordofDamocles)懸于銀行家的頭上，將他們推向規避風險的境地。銀行合規官只需提及匯豐或渣打銀行(StandardChartered)，就可以說服其上司采用嚴格的方法識別和分析客戶。

但目前還不清楚這些措施是否有效。聯合國和犯罪辦公室(UNODC)估計，每年涉及洗錢的資金仍占到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2-5%。如果沒有這些嚴格的規則，這個數字還會更高嗎？也許吧。但我們沒有反事實來衡量這一點。

犯罪分子仍然有許多機制來轉移資金并避免制裁。是的，有些人使用比特幣——這就是FATF今年對其所謂的“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引入更嚴格規則的原因——但加密貨幣的作用遠遠小于法定貨幣。正如2015年“巴拿馬文件”(PanamaPapers)所揭示的那樣，各種各樣的可疑實體繼續幫助狡詐的政客及其金融家隱瞞身份，掩蓋資金流動。

律師觀點：Ripple和美國證交會之間不太可能達成和解:商業訴訟專家、Filan LLC創始人James Filan表示，Ripple和美國證交會（SEC）之間不太可能達成和解，雙方都不準備讓步。Filan確信Ripple能從前SEC官員William Hinman證詞中獲得最大利益。據悉，Hinman透露了SEC與第三方的溝通情況。他的證詞將加強Ripple的立場：它可以澄清美國SEC從2018年以來對加密貨幣的現狀及其監管、Howey測試等的看法。因此，Filan聲稱，Ripple的代表可能正在與Hinman的發言人交談，以便就此案的這方面提出最新的立場，并確信這一過程及其結果對整個去中心化和區塊鏈行業至關重要。（U.Today）[2021/7/31 1:25:48]

我們所知道的是，這些規則阻礙了金融包容性。

例如，加勒比各國政府抱怨說，由于更嚴格的合規措施遏制了流向這些島嶼的投資，它們的經濟越來越遭受“去風險”的影響。

對較貧窮國家來說，后果更為嚴重，因為在這些國家，國家頒發的身份證要么不存在，要么很容易偽造。外國銀行對FATF標記為“高風險司法管轄區”的交易對手方的嚴格審查，意味著這些國家的企業和個人獲得本地銀行服務的門檻非常高。這就是為什么全世界“無銀行賬戶”人口達20億的一個關鍵原因。

觀點：讓用戶能夠真正理解隱私的重要性，才能推進產業發展:7月13日19:00，LatticeX中國區大使Jason、Oasis Network中國社區技術顧問Vic、Secret Network中國營銷經理Kelvin、Findora內容負責人James參與了由ULink主辦的“區塊鏈技術不斷前行的當下隱私充當著怎樣的角色呢？”線上圓桌論壇。

Jason表示，區塊鏈技術的公開、透明、不可篡改特性是把雙刃劍，如果這個行業只有Token，隱私保護就是一個炒作的噱頭，但如果區塊鏈想要實現大規模使用，它承載的信息只會越來越多，數據之間的關聯性會越來越多，這時數據的主權和保護問題便不可忽視，

Vic表示，滴滴事件給整個隱私行業帶來了利好，從而推動用戶對于整個隱私行業和數據保護意識的提升，讓更多人意識到數據安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讓更多的企業意識到數據獲取需要在合法的范圍內進行。

Kelvin表示，在DeFi世界中存在著搶先交易的問題，大型的搶購活動之前一些公司或個人就可以獲取到大眾的礦工費，從而利用機器人礦工費搶先完成交易，獲取相應的利益，但這個隱私的暴露問題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是不公平的。

James表示，我們需要通過現有案例分析、立法監管不斷推進、大數據行業的自覺性、隱私從業者的推進與教育讓用戶能夠真正理解隱私的重要性，才能推進產業發展。[2021/7/14 0:50:37]

當然，這對貧困產生了負面影響，而貧困反過來助長了犯罪和恐怖主義——這些正是AML-CFT打算解決的問題。

觀點：加密需求的主要阻力仍是疫情帶來的經濟不確定性:卡耐基梅隆大學泰珀商學院（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s Tepper School of Business）的經濟學副教授Ariel Zetlin-Jones接受采訪時表示，對加密貨幣需求的主要阻力仍然是COVID-19的大流行，特別是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面對經濟不確定性時。他進一步補充說，在不確定時期，沒有多少普通投資者愿意將畢生積蓄投資于比特幣等高度波動的資產類別，這是很自然的。（Cointelegraph）[2020/8/22]

以索馬里為例，這個失敗的國家的機構經常被世界上最大的銀行列入黑名單。對索馬里僑民來說，將錢寄回家給依賴匯款的家人非常困難，同時費用高昂。這會使貧困持續下去，迫使人們進入非正式的支付體系，并助長剝奪公民權利的經濟環境，讓諸如索馬里青年黨(AlShabaab)這樣的恐怖組織得以蓬勃發展。

這是一種反常的效應。

加密貨幣是解決之道嗎?

密碼朋克的答案是繞開政府。人們應該使用比特幣，因為它可以實現點對點(peer-to-peer)數字支付，而不需要受監管的實體來充當中介。

觀點：股票和加密期權交易面臨流動性枯竭:據彭博社報道，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交易大廳關閉后，期權交易員面臨流動性問題。與此同時，加密期權也遭遇了流動性枯竭。但造成兩者流動性問題的是不同的力量。（The Block）[2020/4/15]

問題出在加密貨幣的支付渠道上，在那里，政府的監控變得越來越嚴格。FATF的新“旅行規則”規定，加密貨幣交易所不僅應該獲取有關客戶的信息，還應該獲取“客戶的客戶”的信息，從而迫使交易所進行信息共享。這表明，只有加密貨幣交易所自我托管的錢包之間進行轉賬，才不受KYC約束。一旦交易涉及到目前大多數交易所最基本的托管結構，將進行KYC報告。

去中心化交易所(DEX)或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此類交易所只提供價格和匹配服務，但不托管客戶的加密貨幣。最近的FinCEN指南將它們排除在美國受監管貨幣服務企業的定義之外

然而，加密貨幣倡導組織CoinCenter擔心，FATF對受監管的“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的定義，模糊地提到了“轉移”資金的實體。含糊不清會帶來不確定性，正如我們在銀行合規官身上看到的，這種不確定性對風險偏好是有害的。為了安全起見，許多律師會建議他們的DEX客戶強制執行KYC。

此外，由于芬蘭新出臺的反洗錢法，總部位于赫爾辛基的LocalBitcoins今年宣布了新的KYC規則。在沒有受到官方監控的情況下，人們更難找到交易方并就加密貨幣與法幣的交易價格達成一致。

無論如何，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人們來說，使用比特幣作為他們的主要賬戶和交易媒介是不現實的。Libra以一籃子法幣為支撐的穩定機制，也許可以讓它演變成一個日常支付工具，但正如我們從大衛?馬庫斯對國會的證詞中看到的，企業支持的項目將需要實施KYC。

關鍵是，窮人需要一個低門檻的進入法幣的渠道。

監測技術變本加厲

我們又回到了最初開始的地方：金融包容性的目標是以政府打擊犯罪的目標為代價的。

有人可能會說，政府應該將貨幣進行除罪化——打擊販、軍火交易等實際犯罪，但把交換價值的權利視為一項人權。不過，我們還是現實一點：這是不可能的。

那么，如何擺脫這種惡性循環呢？答案可能在于區塊鏈技術自身跟蹤假名賬戶之間轉移的能力——盡管目前還沒有應用。

一段時間以來，Elliptic和Chainanalysis等交易追蹤工具幫助執法機構追蹤壞人之間的加密貨幣支付，并為企業提供嚴格的“反洗錢”監控審計服務。

現在，CoralProtocol和CipherTrace等新公司正在使用高科技網絡分析和加密保護技術，幫助企業共享加密貨幣元數據，在不泄露客戶個人身份信息(PII)的情況下標記可疑行為。這將使企業更容易遵守FATF的旅行規則，并對風險進行更復雜、系統性的分析。

除了KYC規則之外，對于一個日益被“機器人”主導的加密貨幣經濟來說，這里還有真正的價值。

盡管如此，還是沒有辦法繞過法律。在支付渠道上，必須對顧客進行身份識別。而且，根據擁有這些復雜追蹤工具的執法機構的要求，企業必須打開黑匣子，將個人身份信息交給當局。

全新的思維方式

然而，如果政府承認，在支付渠道上，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對窮人進行正式的身份識別，那會怎樣呢?如果他們接受一個AML模型，該模型將端點視為身份不明的節點，并利用這些新的分析工具，基于行為而非身份主動管理對網絡的訪問權限，結果又會怎樣呢?

在這方面，MIT-IBM沃森人工智能實驗室與Elliptic正在合作進行的機器學習和高性能計算方面的研究可能是一種催化劑。正如實驗室研究員馬克?韋伯所描述的，該團隊使用了一種稱為“圖卷積網絡”的方法來創建增強的資金流取證，以解決“高級犯罪網絡使用的復雜的分層和混淆交易方案”所帶來的挑戰。

研究人員繪制了大量比特幣交易圖，分離出了區分非法和合法行為的模式。在即將發表的一篇論文中，他們認為自己的工作是對金融包容性目標的貢獻。

有一天，企業可能會在不使用傳統KYC的情況下，使用此類工具控制加密貨幣網絡的準入點，從而確保在都沒有提供官方ID的情況下，好人可以得到金融服務，而壞人得不到相應服務。

監管者會贊成嗎？在當前的思維模式下，似乎不會。合規性用于識別和抓獲犯罪分子，而不是作為控制金融準入本身的方法。如果說有什么不同的話，那就是監管趨勢將變成：金融機構對國家身份證的依賴性越來越大，對“高風險”窮人的態度也越來越保守。

加密貨幣合規專家胡安?拉諾斯(JuanLlanos)抱怨稱，監管機構“不愿意接受創新”。他補充道，

“只要政府身份證是標準，我們就會遇到這個問題。任何匿名的東西都是有爭議的，而且是不允許的。一點非常不幸。”

盡管如此，FATF最近一輪的審議確實向創新者伸出了橄欖枝：愿意探索“由政府或私營部門提供的數字身份”的潛力。

將“私營部門”與Libra白皮書中將“便攜式數字身份”作為一種金融包容性解決方案的簡短描述結合起來，至少可以讓人想像到，像Libra協會成員一樣的金融和科技公司正在為窮人提出一種全新的解決方案，讓他們可以不再依賴于過時的國家身份概念而可以享受到應有的金融服務。

對于將交換視為一項基本人權的強硬隱私倡導者來說，這種做法不會讓他們感到滿意。

但作為一種務實的解決方案，這或許是全球20億無銀行賬戶人口最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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